政經縱橫丨鄭永年：政治經濟學建設是詮釋中國發(fā)展的最好途徑

　　2020年9月，上海交通大學宣布成立政治經濟研究院，這是上海交大為研究國內政治經濟發(fā)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庫和理論創(chuàng)新基地。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聯合新華網思客推出“政經縱橫”系列訪談欄目，就我國社會發(fā)展、經濟增長以及專業(yè)人才培養(yǎng)問題對專家進行采訪。

　　本期受訪嘉賓為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、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，主要內容摘錄如下：

　　問：您“解釋中國三部曲”中的第二部《制內市場: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》中文版已經在國內出版了，您的寫作初衷和“解釋中國三部曲”的定位分別是什么？

　　鄭永年：“解釋中國三部曲”的創(chuàng)作起因，是源于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工作學習期間的感受。在那個時候，我發(fā)現西方人總是“看不清”中國，當然可能是文化、文明、意識形態(tài)等方面的因素。不過，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自己沒有解釋好中國，解釋中國不是西方人的責任，而是中國學者的責任。

　　為什么我們的學者總是解釋不好中國？我始終感覺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中國的命題，寫文章的起點還是西方命題，只是用中國的證據去進行論證。確立中國的社會科學，首先是要找到中國的命題，如果連中國的命題都沒找到，只是說用我們的材料去證明西方的命題，那就是本末倒置。中國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，宏觀上本身就是空白，也缺乏中觀理論，80年代后我們就直接開始了微觀研究，這就導致很多學者只見樹木，不見森林。

　　我是學政治的，有責任做這個事。所以，“解釋中國三部曲”的第一部就是闡述中國共產黨，解釋中國共產黨是什么。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最重要的，如果解釋不了共產黨，就解釋不了中國所有的一切。

　　我的第二個重點是政治經濟學，如果僅僅是講共產黨，還是解釋不清中國問題。因為，西方整個社會科學體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經濟學，不解釋政治經濟學，也很難解釋共產黨跟政治經濟體系之間的關系。共產黨在塑造政治經濟體系方面發(fā)揮著關鍵性的作用，同時，政治經濟體系也和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過程形成互動。所以，中國如果要建設社會科學文化，還是要把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建立起來，我覺得這是核心。

　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，要想把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看清楚，不僅要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圍內去看，還要放進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看。我的這本書就是從漢朝開始寫的，我從漢朝就看到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影子，《管子》和《鹽鐵論》是我最喜歡的兩部書。我發(fā)現，中國從漢朝到現在都是“三層資本”，即頂端的國有資本、基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(yè)為主體的民營資本、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。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限度發(fā)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。所以，我認為現代的很多東西都是從那時候起源的。

　　問：您曾經用“制內市場”的概念來總結中國政治經濟發(fā)展的模式，能否請您解釋一下什么是“制內市場”？

　　鄭永年：制內市場說簡單點就是存在于一套制度體系之內的市場，這套制度體系也主導著市場的行為。《管子》這本書，就認為經濟管理、經濟發(fā)展本身就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，尤其是儒家文化圈，一直是這樣，基本沒有變化，即政府發(fā)展經濟、管理經濟，這是政府內在的責任。我覺得中國在這一方面做得比較好。

　　在計劃經濟時代，整個西方都在圍堵、孤立中國，那時我們改變發(fā)展策略，成功應付了一系列的危機。我們要看到，從那以后，中國不僅解決了挨餓的問題，還逐步發(fā)展成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，長三角、珠三角甚至超過了2萬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在過去的40多年的時間里，有8億人脫貧，在過去的8年時間里，有近1億人脫貧，這些都是政府發(fā)揮的作用。

　　問：我們在學政治經濟理論的時候經常聽到“發(fā)展型國家”的概念，這個概念其實也是在強調國家和市場的合作關系。如果把它和“制內市場”的概念做一個比較，您認為兩者有什么區(qū)別？

　　鄭永年：“發(fā)展型國家”的概念主要是由查默斯·約翰遜提出來的，他從政府層面，研究日本以前的通商產業(yè)省是如何通過推行政策促進經濟發(fā)展的，但其最后討論的問題只是政府在資本市場中扮演何種角色。

　　相比而言，“制內市場”研究領域更廣，可以解釋更多的現實問題，尤其是在中國的案例上。在中國的“制內市場”，有些領域是國家占主導地位，有些領域是民間資本占主導地位，可以說政府跟民營企業(yè)是一個分工合作的關系。所以，用“制內市場”能解釋的東西比“發(fā)展型國家”多得多。

　　問：如果說“制內市場”的概念是對過去中國政治經濟發(fā)展模式的概括。那您認為，如果國際格局發(fā)生變化，“制內市場”的發(fā)展模式會不會遇到阻礙，該怎樣調整？

　　鄭永年：“制定市場”不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才有的，其實中國兩千多年以來都是這個發(fā)展思路。我們每發(fā)展到一個階段，市場和資本都在不斷變化，這里面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間。

　　例如國有企業(yè)改革，如果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，國有企業(yè)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樣的。現在，很多人都在提倡學習新加坡“淡馬錫模式”，我就提出疑義，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很小，它政府的資本就像一個投資公司，哪里賺錢就流向哪里。如果中國也這樣做，那就不對了。我們國家掌握著大量資本，如果走新加坡模式的話，就變成儒家所說的與民爭利了，可能會扼殺很多中小型民營企業(yè)。

　　所以，國有資本運營邏輯跟民營資本運營邏輯是不一樣的，有些領域我覺得還是以國有企業(yè)為主，民營企業(yè)為輔，有些領域就要以民營企業(yè)為主，國有企業(yè)為輔，這樣可能比較好。

　　那怎么去實現良性競爭，這個就可以學習“淡馬錫模式”。比如，在國有企業(yè)主導的領域，可以引入多個國有企業(yè)，使國有企業(yè)之間形成競爭關系；在民營企業(yè)主導的領域，也可以引入多個民營企業(yè)相互競爭，這樣才能進步。并且，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國有企業(yè)跟民營企業(yè)之間是不存在競爭關系的，只有國有企業(yè)之間或者民營企業(yè)之間，才可以講競爭對手。

　　面向未來，我覺得在公共服務、基礎設施以及國家安全等領域，國有企業(yè)應當占主導地位，但更多的競爭性領域、民生經濟領域應當是民營企業(yè)占主導地位，這個非常重要。

　　問: 您剛才也提到了您的第三本書，能不能再簡單預告一下第三本書的內容？

　　鄭永年：第三本書我暫定的書名叫《文明與政治》，副標題是中國的政體研究，研究主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。

　　在這本書里，我把西方稱之為外部多元主義，不同的政黨在外部進行競爭。中國則稱之為內部多元主義，我們只有一個政治主體，但它是開放的，不同的利益群體都可以參與進來，共同協商，并找到屬于自己的空間。

　　并且，在書里我還講到了西方的三權分立。其實，中國在歷史上也是三權分工合作的。西方是立法、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，中國從漢朝建立體制開始，分為決策權、執(zhí)行權、監(jiān)察權，這個體制從漢朝到晚清，存在了兩千多年。

　　沒有間斷過的文明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，所以中國在有些方面借鑒傳統，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做法。并且，中國借鑒傳統不是簡單地回歸，而是創(chuàng)造性地回歸。有時候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問題，反而能把今天的一些現象看得更清楚。所以，用一句話總結就是：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(xù)的。（編輯：吳一航）